王建写《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这些诗，语言通俗，像说话一样，老百姓都能听懂；内容真实，全是他们身边的事，所以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的农民把诗抄在墙上，提醒“别被贪官骗了”；有的官员看到诗，怕被骂，不敢再随便敲诈百姓；连皇帝都看到了这些诗，不得不下命令，整顿赋税、禁止宫市。
有人骂白居易和元稹：“你们写这些诗，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拨百姓和朝廷的关系！”白居易却反驳：“我们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帮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们把苦写出来，朝廷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不是帮朝廷是什么？”
确实，新乐府运动没白搞——朝廷后来真的废除了“宫市”，减轻了部分地区的赋税，还惩罚了几个贪污的官员。虽然这些改变不能彻底解决中唐的问题，但至少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也让更多文人开始关注现实，不再只写风花雪月。
锋芒毕露的代价：被骂“多管闲事”，却没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长安当左拾遗的那几年，活得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刀子”——敢给皇帝提意见，敢写诗歌骂贪官，敢发起运动改变诗坛风气，得罪了不少人。
有次，一个贪官被白居易写诗骂了，怀恨在心，就跟皇帝说：“白居易这个人，太狂了，天天写些破诗骂朝廷，还煽动百姓，这样的人不能留在长安！”皇帝本来就觉得白居易有时候太啰嗦，听了贪官的话，就想把白居易贬走。
幸好有几个正直的官员替白居易说话：“白居易虽然说话直，但他是为了百姓、为了朝廷，要是把他贬走了，谁还敢给陛下提意见？谁还敢替百姓说话？”皇帝这才没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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