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知道后，没觉得害怕，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这辈子，就想替百姓说话，就算得罪人，就算被贬，也不会改。要是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话，我对不起少年时的初心，对不起母亲的教导，也对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他没忘少年时的经历——没忘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没忘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时说的“读书要为百姓”，没忘湘灵说的“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没被磨掉棱角，没变成只会说空话的官员。
后来，白居易因为替朋友说话，还是被贬到了江州，也就是写《琵琶行》的地方。临走前，他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交给朋友，说：“我走了以后，你接着把这些诗传下去，别让大家忘了百姓的苦。”
朋友点点头，说：“你放心，你的诗会一直传下去，你的初心，也会有人记得。”
长安的日子，不是逐“当官的梦”，是逐“替百姓说话的梦”
白居易在长安的那几年，不是来“逐当官的梦”的，是来逐“替百姓说话的梦”的——28岁考《策林》，是为了有机会提建议；当左拾遗，是为了敢给皇帝说真话；写《卖炭翁》《观刈麦》，是为了让百姓的苦被看见；发起新乐府运动，是为了让诗歌变成“武器”。
他的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比任何“阳春白雪”都有力量；他的人，没有圆滑的处世技巧，却比任何“老谋深算”的官员都有良心。他就像长安城里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唐的黑暗，温暖了受苦的百姓。
现在读《卖炭翁》《观刈麦》，还能感受到那种直击人心的疼——不是因为诗写得好，是因为诗里的人、诗里的苦，太真实了，真实到让我们想起那些为了生活拼命的人，想起那些被忽视的底层百姓。
白居易在长安的日子，虽然没当多大的官，虽然得罪了不少人，被贬走了，但他没白来——他让更多人知道，诗歌可以替百姓说话，官员可以为百姓做事，初心可以一直坚守。这就是白居易，那个在长安拿着笔当“刀子”的谏官，那个一辈子“为百姓写诗”的诗人，那个没忘初心的“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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