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个月里，顾朝暄在调规则的时候，渐渐学会把“律师的完美”、“程序员的优雅”往后退半步，让位给一个粗糙却真实的问句——这条提醒，企业主看到时，到底会不会点开？会不会照做？是帮他，还是只是在安抚你自己“尽责”的良心？
她在周随安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实务”。
那不是法庭上的攻防，也不是体制里那套精致的合规话术，而是商场里对数字和人性的双重敏感：知道哪一笔亏可以忍，哪一步退不可行；知道什么时候该赌，什么时候该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先活下去。
这样的敏感，被他收束成一种克制的指导。
他从不替她们做决定，只在关键节点上，轻轻把最尖锐的问题提出来：融资节奏是不是和自己的消耗曲线对得上？现在接这个“定制大客户”，会不会把产品拖偏？这一版功能到底是在讨好投资人PPT，还是在服务真实用户？然后看着她们去挣扎、去选择。
很多个深夜，她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上的逻辑树，脑子里不自觉会浮上线下某次会面时，他随口扔下的一句总结。
那些看似随意的评语，如同一支一支暗戳戳插在前路的路标，提醒她往哪边走，是“项目”的路，往哪边走，只是“故事”的路。
这样的人发来的邀请，她不太可能说“不”。
何况创业的这一年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允许自己真的“生病”过了。
感冒的钝痛被一则又一则行程压在下面，只要她还能站得起来，能扣得动键盘，就被默认为“状态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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