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诗里写的“欣欣悦悦”，全是装的——农民们表面笑着割麦、缫丝，其实心里慌得很，盼着能交够税，别把家里的牛卖了。王建比谁都清楚，那“檐头索索”的缫丝声，不是欢乐，是无奈。他这个县丞，管不了朝廷的税，只能把看到的苦，写进诗里。
除了收税，他还得管“家长里短”。有两家邻居，因为一尺宅基地吵了三天，还动了手，闹到县衙。王建去调解，左边说“这地是我家的”，右边说“明明是我家的”，吵得他头都疼。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出钱，在两家中间修了道矮墙，才算把事了了。有人说他“傻”，不该自己掏钱，王建却说：“都是苦日子人，争来争去，还不是为了一口饭？”
昭应县丞当了三年，王建又被调到长安，做太府寺丞——管国库仓库的小官。每天的活儿就是清点粮食、布匹，记在账本上，枯燥得能让人睡着。仓库里堆着满满的粮食，有的都发霉了，他想起乡下农民饿肚子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有次白居易来太府寺办事，看到他对着账本发呆，问他怎么了。王建指着账本说：“这里的一粒米，都是农民弯腰种出来的，就这么放坏了，可惜啊。”白居易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也就你，当了小官还操这心。”
沉沦下僚：换了六个小官，没熬出头，却熬出了好诗
接下来的十几年，王建像个“救火队员”，在各个小官职位上转来转去：从太府寺丞调到秘书郎，每天抄文书抄到手软；再调到殿中侍御史，管监察，却没实权，看到贪官污吏也管不了；又调到太常寺丞，管祭祀礼仪，天天对着祭品念祝文，念得口干舌燥。
这些官，全是“下僚”——没权力，没油水，还特别累。有一年冬天，他当殿中侍御史，要去长安周边的县巡查。天寒地冻，路不好走，他骑着一头瘦马，走了半个月，冻得手脚生疮。
到了县里，县官知道他没实权，连像样的饭都不给他准备，只端来一碗稀粥，上面飘着几片菜叶。王建没抱怨，喝完粥，照样认真巡查，把看到的问题记下来，可报告递上去，石沉大海。
那段日子，他常常在夜里失眠。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边塞的日子，想起昭应县的农民，觉得像个“废人”——当了官，却帮不了任何人。
他没放弃写诗，不管多累，每天都要写几句。他的诗，越来越“接地气”，全是老百姓的苦：纤夫的苦、织妇的苦、士兵的苦，他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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