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门风雪寒，十指冻如笋。
织成一尺素，卖得一钱货。
上官来索锦，锦多织不得。”
有人劝他：“你一个少年人，别写这些苦哈哈的事，官员们不爱看，对你考功名没好处。你应该写点风花雪月、歌颂朝廷的诗，这样才能被重用。”白居易却摇摇头：“要是诗歌不能替老百姓说话，不能反映他们的苦，那写诗还有什么用？我宁愿考不上功名，也不会写那些没用的诗。”
他想起母亲用米浆糊窗教他读书的日子，想起湘灵说“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想起《赋得古原草送别》里的野草——那些野草不管遇到多大的火，都能再长出来；老百姓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都能顽强活下去；他作为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因为怕得罪官员，就忘了他们的苦？
从那时候起，白居易就立下了“兼济天下”的志向：他要考上功名，要当上官，要用自己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事；就算当不了官，也要用诗歌，替老百姓说话，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苦难。
后来，白居易29岁考上进士，当了官，真的兑现了自己的志向。他写《新乐府》《秦中吟》，全是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比如《观刈麦》写农民割麦的辛苦，《杜陵叟》写农民被贪官欺负，这些诗像一把把刀子，戳中了晚唐的腐败和黑暗，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老百姓的苦。
有人骂他“多管闲事”，有人说他“得罪官员，没好下场”，可白居易一点都不怕——他想起少年时在符离的日子，想起母亲的教导，想起湘灵的期待，想起“野火烧不尽”的野草，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回望白居易的少年时光，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安稳生活，只有战乱、逃荒、苦读，还有对老百姓的同情。可正是这些苦，养出了他的“诗心”——不是娇生惯养的风花雪月，是接地气的、替百姓说话的“真心”。
母亲的米浆字，教会他“读书要坚持”；湘灵的故事，教会他“要关注百姓”；《赋得古原草送别》，让他明白“诗歌要有力量”；少年时的志向，让他一辈子都没忘记“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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