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十三岁的张好好比作刚长出来的凤凰尾、刚开的莲花，满是疼惜；后面写她被强占后的境遇，“忍使摧折，为君悲且吁”，直接替她鸣不平。
这首诗哪里有半点“风流”的轻薄？全是对一个底层歌妓的同情，对命运不公的无奈。要是真把他当成“玩弄歌妓”的浪荡子，怎么会花这么多心思，为一个歌妓写长诗、练书法？
还有他写的《赠别二首》，是送另一个歌妓离开扬州时写的。里面有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现在提起“豆蔻年华”，都知道是说少女，你知道杜牧写这句时的心情吗？他看着这个才十三岁、要离开家乡去别处卖唱的小姑娘，心里满是不舍——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不舍，是对一个孩子要独自面对风雨的担心。
后来他送她上船，看着船慢慢开走，又写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明明心里难过，却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连笑都笑不出来。这种细腻的情绪，要是没把对方当“人”看，只当是寻乐的工具，根本写不出来。
所以说杜牧的“风流”，跟那些纯粹的浪荡子不一样。他跟歌妓往来，有欣赏，有怜惜，有共情，是把她们当成“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供人取乐的玩意儿”。这种“风流”里的温度，才是最难得的。
风流的底色：理想碎了，只能躲进温柔乡
话又说回来，杜牧好好的一个名门之后，26岁就中了进士，满脑子想的是“削平藩镇、收复河湟”，怎么就跑到扬州当起了“风流才子”？其实他的风流，更像是“逃避”——现实太硬，理想太脆，一碰就碎，他只能躲进温柔乡，找点儿暂时的慰藉。
先回忆下他当时的处境：他刚在长安当了没几年校书郎，就因为替牛僧孺说话，被李德裕排挤出京，派到扬州当淮南节度使的幕僚。这个职位说好听点是“幕僚”，说难听点就是个“打杂的”，天天帮节度使写文书、处理琐事，根本没机会参与军国大事，更别说实现“削藩”的理想了。
有次他跟着节度使去视察军队，看着士兵们训练松散，武器都生锈了，心里急得慌，就跟节度使建议：“得赶紧整顿军队，不然真遇到藩镇作乱，根本抵挡不住！”节度使摆摆手：“知道了知道了，你一个幕僚，别管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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