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由刘所长主导，老秦补充细节，林窈则重点负责案例分析部分的阐述。
她走到投影前，声音清晰平和，将那些深入企业调研获得的鲜活案例、绘制的数据流转图谱，以及背后揭示的“数据协同效率”与“创新非线性关系”的机制，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
第161章会议
在她汇报的过程中，周砚深一直凝神静听，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句。待核心内容汇报完毕，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扫过社科院团队，开始了他的“提问时间”。
他此刻不再是林窈的伴侣，而是“首席提问官”，问题精准而直接，每一个都切中要害：
“林研究员，”他直接点名林窈，问题直指核心，“你刚才提到的A企业案例，它成功打破数据壁垒，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是那个强势推动的‘一把手’，还是当时恰好出台的某项针对性扶持政策？抑或是他们摸索出的那套跨部门利益协调机制？请量化分析一下这几个因素的主次作用。”
林窈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调出备份数据：“周书记，根据我们的访谈和内部文件分析，‘一把手’的强力且持续的推动是决定性因素，占比约50%；其自行摸索的协调机制是关键保障，占比约30%；当时的政策环境提供了便利，但非决定性，占比约20%。
这一点，在B企业的失败对照案例中反向得到了验证……”
周砚深微微颔首，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看向刘所长和老秦：“那么，如果我们将A企业的这套模式，尝试在全市类似的产业园区进行推广，你们预估，最大的风险和阻力会来自哪里？是技术移植成本，是部门间的数据主权之争，还是企业自身的‘数据消化能力’瓶颈？”
老秦推了推眼镜，沉声回答：“周书记，我们认为，最大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而在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和建立新的协同治理模式。这涉及到部门权责、数据归属、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林窈，问题更具延展性问道：“你们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消化吸收能力瓶颈’这一机制，非常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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