娲的声音从环绕音响中传来，语调平稳但措辞比平时更直接。
“过去两年，集团内部投诉平台上关于性别歧视的投诉共有一千五百八十六条。其中男员工投诉自己被不公平对待的占了近七成。被受理并进入调查程序的不到一成。大多数被标注为‘情绪化表达’或‘个案偶发’，直接归档结案，处理这些投诉的正是人力资源部的几位女性管理者，她们自己本身就是这套隐性规则的制定者和受益者。”
娲说的内容正是昨天给王东来汇报的文件。
在娲讲述的时候，众人都是认真地听着，同时也在思考王东来这个时候说出这些的原因。
等到娲说完了之后，王东来的声音响起。
“娲刚才念的每一条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被借调去搬物资的快递员在分拨中心干了快两年，每天经手几千个包裹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他那天搬完物资回站点，站长问他怎么去了这么久，他说被行政部借调去帮忙了。站长问有没有感谢信或者加班补贴，他说没有，站长问那你为什么去，他说，‘我怕不去会给站点惹麻烦。’”
他停顿了一下。
整个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头顶空调出风口的细微风声。
“那个父亲进了ICU的男工，后来请到了假，但等他到家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在投诉信的最后写：我爸走之前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不怪公司，我只怪自己没本事连请假都请不下来，他怪的是自己。但我问在坐的各位，这怪他吗？不怪他。怪我们，怪我们把一套本该用来保护弱者的制度变成了制造弱者的流水线。”
王东来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极简的循环图，箭头从“招聘偏好”指向“资源倾斜”，再指向“话语权集中”，最后绕回“招聘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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