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后摄政期间，谨身自律，廉洁自奉，处事公正，启用了大批能力卓著的能臣贤吏，使得整个朝堂比较清明，一扫承德时期混乱和腐败的局面。
若是太后只有政治手腕，慑服群臣，那也只能维持我大秦政局不至崩乱，从而平稳地渡过五年，将权利移交给亲政的乾元帝。
但这位太后对治国理政却极具头脑，在秦国开启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新政革新。
她先是将登莱和松江辟为所谓的“经济革新区”，列为朝廷直隶府，施以不同于大秦经济和治理方法，引进齐国各类工业生产制造，鼓励工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
她还在国子监下开办新学，延揽学生、士子精习“齐国杂学”，研习诸般“奇技淫巧”之器。
更甚者，在每年科举考试之外，另设新学考试，不以四书五经为范，而是考核各类杂学，一旦某科“中第”，皆授九品工学郎，入职工部、户部、刑部，以及官办工坊、矿场，宛如前宋制科，选拔各类特殊人才。
在武事上，仿齐国模式，在南京创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
乾元二十二年（1704年），在登州的齐国商人欲投资修建铁路，闹得朝堂内外议论不止，反对声迭起。
而当时已还政于乾元帝的太后却罕见的出面干预，力排众议，说服乾元帝应允齐国商人修筑铁路，并给予各项优惠条件。
大秦第一条铁路，就在太后的强势介入下，仅花费不到两年，便顺利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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