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说：男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环境与文化所决定的。她举例说道，在中国，女性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的女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的可能性。
有国外女性代表用英语问道:“为什么？”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角色定位。严敏喝了一口矿泉水，条理清晰地用英语口述：从传媒不断制造的或为传统的贤妻良母、或为现代的漂亮花瓶等女性形象中，我们已经嗅到了陈腐的、本应式微退出历史舞台的价值观和性别观念的浓重气息。并举出例证加以论述，有研究者对中国八家主流报纸即《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和《文汇报》等新闻版新闻作品研究发现，男性新闻人物在出现频度、被引用频度和被拍摄频度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女性，其中在有言论被引述的新闻人物中，男性占91%，女性仅仅占9%。而另一些研究者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表明，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科教文卫及领导管理者占47.0%，家庭主“夫”竟然一个也没有。广告中女性的出现地点51.5%是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所的只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中，也多为娱乐(31.0%)，做家务的男性只有5.3%。这两项调查一是取自政治性较强的报纸，一是取自商业性较强的广告，却得到极为相似的结果。可见，媒介往往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在复制着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这种定型是对“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属于“私人领域”，男人是社会人，女人是家庭人等观念的强化。而此种话语背后的潜台词无非是：男性是社会的中心与主宰，女性只在边缘的附属。
严敏还具体介绍了清溪地税系统的女性工作者在当家庭“厨娘”的例子，说整个局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是丈夫煮饭、买菜、接送小孩放学上学的。
严敏接着介绍了中国近期有关媒体的情况，以之来佐证她的看法。说道：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废都》，以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文本或编造一个男人天经地义地玩弄、驾驭、控制一群女人，或表现女人为了获得一个男人的宠幸，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故事。认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依然牢牢盘踞着现实社会。
严敏还以杂志封面为例阐述现代传媒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制造美女形象。说道：经调查统计全国发行量较大的面向青年的期刊杂志，几乎每期都用美女为封面的有20余种，约占2/3以上。而且这些形象与妇女的工作、生活、学习毫无关系，所注重的仅仅是美的外表，或者说“包装”。化妆品、美发用品、减肥产品、日用产品等广告中出现的，无不是年轻靓丽的女性。社会上各种所谓“青春美少女大赛”“青春风彩大赛”、服饰之星、服饰小姐等变相选美活动通过媒体粉墨登场。甚至“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也成为某媒体的热门话题。
有欧洲女性代表站起身，询问严敏：“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有哪些内涵？”
严敏微笑地回答，往往表现为温柔顺从、自我牺牲、默默奉献、家庭至上等品质。她以曾经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中的主人公刘慧芳这一温柔贤惠、贤妻良母形象来解释中国人心中女人的传统美德内涵。她说道，《渴望》中的另一个知识女性王亚茹则被塑造成自私傲慢、变态多疑的“准巫婆”，与被“圣母”化的刘慧芳相比简直就是道德谱系中相对的两极。
与会者有一位日本代表，问了严敏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话题，“女士严，你愿意当刘慧芳一样的圣母，还是象王亚茹一样的准巫婆呢？”
严敏微笑地回答她，“谁都愿意成为圣母，但在中国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只能作一个准巫婆，这样才能适应环境、提升自我价值呀。”
她继续用英语延伸道：“实际上，刘慧芳这个形象之所以能被推到“善”的极致，是以她放弃自我发展空间和实现个体价值为代价的，她作为“人”的内涵并不丰富与深刻。而王亚茹这个有知识、有文化、有事业追求和理想抱负的女性，只因善于开发自我价值，便被编导塑造成损人利己型的“女强人”。”
这位日本代表表示同意严敏的观点，说道，在男权话语体系中，一个女人为了事业不顾家庭和一个男人投身事业忽视家庭将会得到截然相反的道德判断，对女性的评价是负面的，对男性的评价则是正面的。她举例说，最可揭示这种标准虚伪性的是，对女性贞操的要求，流露对“圣女”“圣母”或烈女、处女的膜拜，预设了一种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这其实是稳定男性权力中心地位的另外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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