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侧过身，眉心微微一皱。秘书脸色也有些沉，但仍装作若无其事。
而律师推了推眼镜，重新恢复冷静：“顾小姐，我理解您的愤慨。但我提醒您一句——情绪与法律是两回事。您说得再漂亮，没有证据，也一样无济于事。”
“没有录音，没有目击，没有当场有效证据，单凭哭泣与撕裂的衣物，很难认定强制行为。”
顾朝暄猛地直起身，“没有证据？你是瞎眼，没看到创口、淤青、撕裂痕迹吗？还有地毯上的血迹、被破坏的衣物，这些全部都在。你可以在这里用词巧妙地规避，但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会说谎。”
“顾小姐，您所指的创口、淤青、血迹，都需要专业的法医学鉴定来确认。医学上，外伤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制行为。跌倒、撞击、甚至自我抓挠，都可能造成类似痕迹。至于地毯上的血迹，来源需要化验，而目前并没有即时结果。”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换句话说——在法庭上，这些都只是推测，而非铁证。”
顾朝暄一震。
“再退一步，就算当事人哭泣、情绪崩溃，那也并不能直接与‘强制’划等号。成年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常常伴随情绪波动。她的眼泪，也可以解释为酒后情绪失控。”
顾朝暄咬住嘴唇，血腥味迅速在口腔里弥漫，眼眶红得发烫：“她哭得连声音都哑了！那是害怕，不是情绪！”
“可是顾小姐，”律师截住她的话，忽然把桌上一份文件推到警官面前，“请您注意这份证词。”
纸面上，是值班服务员的笔录。字迹工整：二十三点左右，见杨小姐自行走入边间包厢，当时她神色微醺，但没有呼救或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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