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白婕静静注视着他。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毕晨如此无计可施的模样。在她记忆中，无论是大学时期同时应付三份兼职和学业，还是刚执业时接下看似必输的官司，他总能找到突破口。
“我高估了自己。”毕晨忽然说，眼睛仍未睁开，“也低估了这个项目的复杂性。”
沈白婕没有回应，只是起身为他倒了杯水，轻轻放在他面前。
“知道吗，”她站到白板前，审视那些令人沮丧的数字，“我父亲曾经说过，当所有常规路径都行不通时，也许该回头看看，是不是问题本身问错了。”
毕晨终于抬眼：“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在问‘如何降低税务成本’，但也许真正的问题是——”沈白婕的指尖划过那个刺眼的百分数，“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恐惧这个数字？”
毕晨皱眉：“近百分之二十九的税负率，意味着项目净利润将低于行业基准至少五个点。董事会绝不会通过，市政府也会质疑我们的专业能力。”
“但如果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我们没看到的可能性呢？”沈白婕的眼神变得专注，那是一种猎手发现猎物踪迹时的锐利目光。
她拿起笔，在白板的空白处写下：
假设税负率28.7%为不可变前提
问题转换为：如何在此条件下实现可接受回报？
毕晨怔住了。这个思维转换如此简单，却又如此违反商业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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