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三天，李冶还是收拾了行李。不是她贪慕虚荣，是她不敢抗旨——在那个年代，皇帝的话就是天，抗旨就是死罪，她不想连累玉真观的师父和师姐妹，更不想让一辈子的诗名，落个“抗旨不遵”的骂名。
临走那天，湖州下了小雨。陆羽给她装了两包最好的紫笋茶，皎然给了她一串开过光的佛珠，张师姐（当年那个跟丈夫吵架的师姐，如今孩子都大了）给她缝了件厚棉袄，说“京城比湖州冷，别冻着”。
李冶抱着这些东西，站在观门口，眼泪掉个不停：“陆兄，皎然大师，我走了，你们多保重。等我在宫里站稳了，就回来找你们喝茶。”
陆羽别过脸，声音嘶哑：“你才要保重，少说话，多做事，别跟在湖州似的，啥话都敢说。”
马车轱轳地走，穿过熟悉的巷子，越过河边的石桥，就像当年六岁时被父亲送进观里那样，只是这次，方向是京城，前路是未知。
到了长安，李冶才知道，所谓的“伴驾赋诗”，不过是唐德宗想找几个文人装点门面。那时候安史之乱刚结束没多少年，长安城里还没完全恢复元气，唐德宗想通过召集天下才子，显得“重视文治”，好让老百姓觉得“天下太平”。
李冶住进了宫里的掖庭宫，每天的活儿就是陪皇后、贵妃们写诗，或者在皇帝设宴时，写几首应景的诗凑凑热闹。没有了玉真观的茶寮，没有了陆羽的好茶，没有了朋友们的玩笑，没完没了的规矩，和宫里人小心翼翼的眼神。
有一次，唐德宗设宴，让李冶写首诗赞美长安的繁华。李冶看着宴会上的山珍海味，再想起宫外还有老百姓吃不饱饭，心里不是滋味，还是硬着头皮写了“长安春色好，万户捣衣声”——她不敢写真话，只能捡些不痛不痒的话说。
唐德宗看了，点点头，没多夸，也没批评，说：“李爱卿的诗，果然名不虚传。”李冶心里凉了半截，她知道，皇帝根本不在乎她的诗写得好不好，只在乎她能不能“听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李冶越来越想家，想湖州的桂花，想玉真观的银杏，想陆羽煮的茶。她好几次想请旨回湖州，可每次话到嘴边，都看见太监们冰冷的眼神，只能把话咽回去。
她怎么也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第141章李冶的最后时光：一首诗，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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