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文人，想当官几乎只有一条路：考科举。而科举里最难的，就是“进士科”——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30岁考上明经科都算老的，50岁考上进士科都算年轻的。
崔护20岁出头的时候，揣着父亲给的盘缠，背着一箱子书，第一次去了长安。那时候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雀大街宽得能跑八匹马，酒肆里飘着胡姬的歌声，考场门口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考生。崔护站在考场外，心里又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扇门背后，不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父亲的期望。
可科举哪有那么容易？第一次考进士，崔护落榜了。
落榜那天，他独自坐在长安城南的曲江池边，看着别人榜上有名的欢呼，手里攥着写满错题的卷子，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想写信回家说“我不考了”，一想起父亲说的“心里有杆秤”，又把信撕了。
从那以后，崔护在长安租了个小破院，开始了“苦读模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书，中午啃个冷饼子继续写策论，晚上点着油灯改文章，直到眼睛睁不开才睡觉。有一次，邻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门，还以为他病了，特意送了碗热粥过来，说：“小伙子，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崔护握着热粥，心里暖得不行——他知道，在长安，像他这样的穷考生太多了，大家都在熬，熬到出头的那天。
熬了整整四年，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年），24岁的崔护再次走进考场。这一次，他没慌——策论里写的“百姓疾苦”，是他从邻居老太太那里听来的；诗里写的“长安春景”，是他四年里每天路过的街景。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最后一名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中间位置看到“崔护”两个字。
那一刻，崔护抱着旁边的考生哭了——不是因为当上官了，是因为没白熬，没让父亲失望。
崔护的“学霸路”还没结束。唐朝的科举，考上进士只是“入门”，想当大官，还得考“制科”——就是皇帝亲自出题的考试，考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简单说就是“既有学问，又会办事”。
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崔护又参加了制科考试。这一次，他写的策论里，提到了“减轻赋税、安抚流民”的建议，正好戳中了刚即位的唐宪宗的心思。放榜时，崔护考了第一名——“才识兼茂科”登第，一下子从“普通进士”变成了“皇帝看中的人才”。
那天，崔护回到小破院，把录取通知书贴在墙上，煮了一碗面条，加了两个鸡蛋——这是他来长安十年，吃得最奢侈的一顿饭。他知道，从这天起，他要走的路，不再是书堆里的路，是官场里的路，是要为老百姓办事的路。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