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孟郊递了辞呈。县令很惊讶,说“你都五十了,辞了官,以后怎么办?”孟郊笑了笑,说“回山里写诗,也挺好”。他收拾好行李,带着母亲,离开了溧阳。离开那天,他又去了投金濑,河边的芦苇还在,河水还在流,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就走,没有回头。
辞官后的孟郊,日子过得更穷了。他带着母亲,在洛阳住了下来,靠朋友接济度日。有时候朋友送些米、送些钱,他都记在本子上,想着以后有机会还。可他还是改不了写诗的习惯,每天还是写,写自己的穷,写母亲的老,写身边的普通人,写那些和他一样苦的人。他的诗越来越沉,越来越扎心,就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着人的心里最软的地方。
后来,经朋友推荐,孟郊得到了一个“协律郎”的职位,主要管音乐,是个从八品的微职,俸禄少得可怜。可他还是接受了——他需要这份俸禄,需要养活母亲。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好几年,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写着没人看的诗,日子过得平淡又拮据。
唐元和九年,孟郊六十四岁。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兴元军参谋,要去兴元(今陕西汉中)赴任。那时候的他,身体很不好了,常年的穷困、劳累,把他的身子熬垮了。母亲劝他“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孟郊摇了摇头,说“再挣点钱,给您养老”。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着一个小书童,踏上了赴任的路。
路上的天气很冷,风很大,孟郊坐在马车上,裹着厚厚的被子,还是觉得冷。他咳嗽得厉害,每咳一下,胸口就疼得厉害。书童劝他“停下来歇几天”,他不肯,说“早点到任,早点安心”。可他没能走到兴元——走到阌乡(今河南灵宝)时,他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不退,说胡话,嘴里还念叨着母亲的名字,念叨着嵩山的茅庐,念叨着长安的花。
元和九年的冬天,孟郊在阌乡的一家客栈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书童哭着,把他的诗稿收拾好,把他的遗言带给了母亲——他说,把他埋在嵩山,埋在他当年隐居的茅庐旁边,他想回去,想再看看山里的树,山里的风,山里的月亮。
孟郊的一辈子,就像一条荆棘路。从孤贫的少年,到隐居嵩山的诗人,再到三试登第的老秀才,最后到穷困潦倒的小官,他走得跌跌撞撞,走得遍体鳞伤。他没当过大官,没发过财,甚至没让母亲过上几天好日子,可他留下了那些诗——那些写尽寒士辛酸的诗,那些带着血和泪的诗,那些像野草一样,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诗。
有人说,孟郊是个“苦诗人”,他的诗太苦,太扎心;可也有人说,孟郊的诗最真,最懂普通人的苦。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唐朝那些寒士的挣扎和不甘,照出了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和顽强。
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嵩山的茅庐早就不在了,长安的花也开了又谢,孟郊的诗还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活,“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的委屈,“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的疼痛,还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温柔,都还在。就像他这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诗里,活在了每一个懂他的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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