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这年，孟郊把茅屋锁了，背着一捆诗稿，揣着母亲凑的盘缠，第一次去了长安。出发前，母亲把他的衣服缝了又缝，反复叮嘱“到了京城别逞强，吃不饱就写信回来”。他点头，可心里的火苗早烧起来了——四十岁了，再不去考科举，这辈子就真的埋在山里了。
长安真大啊，比他想象中还要大。朱雀大街宽得能并排跑八匹马，两边的店铺挂着五颜六色的幌子，卖胭脂的、卖丝绸的、卖胡饼的，人声鼎沸，连空气里都飘着香。
孟郊攥着怀里的诗稿，走在人群里，觉得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渺小得很。他找了家最便宜的客栈住下，客栈的房间又小又暗，窗外就是臭水沟，可他不在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温书，晚上对着油灯改文章，手指被油灯熏得发黑。
贞元八年的科举，孟郊揣着忐忑进了考场。考场上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他握着笔，手有点抖——这是他第一次离“做官”这么近，离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么近。他写得很顺，觉得自己发挥得不错，考完出来，甚至敢站在考场门口，想象高中后骑马游街的样子。
等来的是“落第”。那天他去看榜，挤在人群里，从榜首看到榜尾，看了三遍，都没找到“孟郊”两个字。旁边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孟郊却像被抽了魂，站在原地不动。天慢慢黑了，街上的灯笼亮了起来，他漫无目的地走，走到一条小巷里，蹲在墙根下，忍不住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的、抽抽搭搭的哭，眼泪砸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回到客栈，他掏出纸笔，写下《落第》：“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被抛弃一次又一次，心里的疼，就像被刀割、被剑戳。
他没脸回家，就在长安待了下来，靠给人抄书、写碑文糊口。抄书的活儿累，一天抄下来，手腕酸得抬不起来，挣的钱只够买几个胡饼。有人劝他“回去吧，山里多自在”，他不肯——他不甘心，四十岁都熬过来了，还差这一年吗？
第二年，孟郊又去考了。这次他更拼，连客栈的门都很少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备考上。考场上，他写得比上次更用心，甚至觉得自己的文章比去年好上十倍。可放榜那天，他又一次站在榜前，从头看到尾，还是没有“孟郊”。
这一次，他没哭，觉得浑身发冷。长安的春天明明很暖，可他却像站在嵩山的寒冬里，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他走回客栈，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不吃不喝躺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他爬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桃花开得正艳，突然就红了眼。他拿起笔，写下《再下第》：“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两次走在长安的街上，什么都没得到，只带着眼泪来看这盛开的花。
有人说他“痴”，都四十多了，还跟年轻人抢功名；有人说他“命苦”，天生就不是做官的料。孟郊听着，不辩解，只是把诗稿收得更紧。
他留在长安，继续抄书，继续写诗，只是笔下的诗，多了几分沉郁，少了几分少年气。他常常坐在客栈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员，有穿着华丽的公子，也有像他一样的穷书生，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奔头。他想，再试一次，就最后一次，如果还是不行，就回嵩山，再也不出来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