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觉得要求的都不过分，就按照三种办法进行安置，所有人都发一笔遣散费。愿意留下的，官府在同奈新城西北角辟了一块地方，让他们还俗安家落户。想走的就简单了，直接拿钱走人，寺院里经卷、法器也可以带走。年龄大又不想走的，就格外照顾一下，也跟第一类人安置在一起，但是每月发点养老金，算是照顾。
婆罗门僧侣离开以后，李德裕请来国内过来传教的佛道两教人员，按照他们的要求，将其中的两个寺院改造一下，分别改成了佛寺和道观，成为隆安府华襄两族佛道信众的去处。
第三个寺庙则交给了比较有名望的夷人和尚，由他在夷人中募捐一笔钱，并主持寺院的改造，最后成为当地小乘佛教信众的重要寺庙。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安置在同奈区的僧侣，成为最后一批得以能够留在同奈区的夷人，后面符真路在同奈区只引进襄人，还有必要的华人，不再让任何新的夷人到同奈区居住。
后面，同奈区以外的拆迁户、或者卖地给襄人的夷人，只能安置在西贡区。就连西贡区对夷人也开始严控，远郊区的四个领当中，每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有幸迁入西贡区。
元稹和李德裕认为，尽管新城在发展，但是能够创造的商机和就业就会是有限的，自然倾向于分给华襄两族。
由于朝廷严控华人到夷人地区，除了公职、军人、教师队伍之外，能来的主要是办企业、高级管理、核心技术、大宗贸易的人员。因此，在符真路的华人，主要存在于府城、郡城，都是当地的金字塔顶尖人物，他们非富即贵，成为令人仰慕的对象。
元稹为了给襄人增加就业机会，除了按照分权模式，给了襄人大量的公职、军人、教师岗位，还规定华襄两族举办的企业、商行必须优先使用襄人，只有襄人不够或者襄人不愿干的岗位，才能招收夷人。
同奈新城的华人聚居区挨着政务区，这两个区域是城市的核心区，也是安保等级最高的区域。这两个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周围砌上高墙，留几个重要的进出口，只允许华人和襄人进入，其中襄人还必须手持证件。
符真路所有的公职都是华人担任，但是隆安府普通公职是留给襄人的，所以这些襄人可以手持工作证，进出政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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