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方案只发到县级官员传阅，民间只能靠口口相传，在流传过程中，不少人添加了自己的解读，成为百姓们热烈议论的内容。
华人们对朝廷又要发动远征活动非常高兴，觉得国家征服的地方越多，华人的地位越高，未来的生活越好，但是也有一些华人觉得分给襄人不少权益有些可惜。
襄人们则是存在一些争议，大部分人觉得襄人跟着华人远征夷人地区，襄人获取的权益不少，在方方面面享受优待，高夷人一等。
也有少数人认为，襄人跟着朝廷的部队去远征，存在风险，在夷人地区虽然有些特权，但是要远赴夷人地区也是麻烦，没有多少意义。
因为这个政策重点是针对襄人的，所以在华人中形成的影响不大，在襄人群体中则是经久不息的讨论。
很多有心参军或到夷人地区发展的，跑到官府打听情况，请人分析利弊，怕错失这个机会。有的襄人则对这个政策不太感冒，想着继续在老家发展，反正朝廷也不强迫，各选各的路。
元和十四年春节之后，正月还没过完，裴度就来到宫中向李纯反应，一些官员借过年之机大肆敛财，如果再不大力反腐，官员队伍将不可收拾。
对于官员队伍，李纯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官员是治理国家的支柱，很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愿赏而不愿罚；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贪婪植根于人性之中，单靠少数榜样和自觉约束是不行的，必须采取一些刚猛措施，才能刹住歪风邪气。
李纯心中理想的反腐模式，是前世新加坡和北欧的高薪养廉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难度很大。
一是要求国家比较富裕，有足够的财力让官员队伍有较高的收入；二是监管的制度非常全面，让官员的贪腐行为无所遁形；三是全民具有一致的反贪共识，官员觉得贪腐可耻，人民觉得贪腐可恨，人人反对贪腐、打击贪腐。
从目前来说，唐朝三个条件都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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