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煮了红薯粥,特意加了勺白糖,她就尝了两口,勺子在碗里戳来戳去,把粥都戳凉了,没心思吃。”
林凡的心猛地一沉,像被雨水泡透的石头,手里的网兜“咚”地放在柜台上,泡泡糖的包装纸在寂静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极了去年秋天笑笑妈妈走时,帆布包拉链的声响。
他太清楚孩子在看什么——1993年的老街,一半是守着店面盼生意的本地人,一半是像笑笑妈妈那样“往南闯”的外来者。
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93年中国外出务工者已近4000万,他们大多从内陆乡村涌向深圳、广州、上海这些沿海城市,挤在闷热的厂房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条。
去年十月,妈妈跟着同乡去了深圳沙井的电子厂,临走那天也是雨天。
她背着印着“深圳欢迎您”的帆布包,包上还绣着朵小梅花,是她自己缝的。
她蹲下来抱笑笑时,泪水混着雨水砸在笑笑的发顶,说“等妈攒够钱,就回来带笑笑去越秀公园看大象,还给你买粉色的裙子”。
可大半年过去,只寄过两封信,最近一封是上个月收到的,信封上盖着“深圳沙井邮电所”的邮戳,信纸是从厂里领的作业纸,字写得密密麻麻:
“厂里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饭菜是白菜豆腐,偶尔能吃到肉;
宿舍是上下铺,十六个人住一间,没有电话,只能趁周日休息时,走二十分钟去镇上的邮局写信;
上个月发了工资,寄回家里两百块,留了五十块当生活费,等下个月发了工资,就给笑笑买条粉色的蓬蓬裙,比洋娃娃的裙子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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