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七天，城郊那间租来的阁楼成了林凡的战场。
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斜顶最低处仅一米五，他得佝偻着背，肩膀几乎要碰到头顶的木梁，趴在刷着斑驳红漆的老旧木桌上。
桌上摊着供应商名录（纸页边缘被虫蛀出小窟窿）、货品清单（用铅笔写了又改，涂改液堆出小疙瘩）和一把包浆厚重的红木算盘，唯一的15瓦灯泡悬在头顶；
昏黄的光像蒙了层雾，只能照亮桌面巴掌大的地方。他不得不把脸凑得极近，鼻尖几乎碰到单据，哈出的气在纸面上晕开白雾，又很快散去，才能看清上面的数字。
首批选的五个童装品牌，有三个是他坐了两小时绿皮火车跑下来的。
火车车厢里飘着煤烟味，硬塑料座位上沾着饼干渣，他挤在过道里，怀里揣着用塑料袋裹好的名录，怕被人挤破。
郊区的国营服装厂藏在一片油菜花田里，铁皮厂房的大门锈迹斑斑，厂长办公室摆着掉漆的铁皮文件柜，桌上搪瓷缸子泡着泛白的茉莉花茶。
厂长起初嫌他拿货量少（每个品牌仅四五十件，总计二百三十件，装不满半个纸箱），指尖敲着桌面说“不够油钱”，不愿降价。
林凡软磨硬泡到天黑，窗外的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盯着厂长办公桌上女儿的照片（扎着羊角辫，跟笑笑差不多年纪），咬咬牙说
“我帮您清二十件过季外套，只求八折”——那批外套领口都发皱了，他知道得花心思卖，可一想到笑笑穿上新衣服的样子，又觉得值了。
主推的“小熊系列”卫裤，他在商场童装区蹲了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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