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豆实验室出来，王东来直接去了水稻实验室。
和大豆实验室的焦灼不同，这里的气氛更加微妙，团队成员坐在各自的工位前，对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眉头拧成了川字。
偶尔有人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写下几行思路，然后退后几步看一会儿，又摇摇头擦掉。
项目负责人钱林是从中科院挖过来的。
和大豆团队的赵兴安不同，钱林之前在体制内待了近二十年，见过太多“不可能”，亩产突破多少公斤不可能，抗倒伏和抗病同时达到某个级别不可能，基因编辑做到某种精度不可能。
那些“不可能”有的是技术限制，有的是体制惯性，到最后他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不可能，哪些只是没人敢想。
王东来找他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在我这里，只问能不能做出来，不问以前有没有人做过。”
他来银河农业报到的第一天，就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行字：“一切从零开始。”
此刻他正在逐项核对最新一轮的模拟数据，眉头拧得能夹断铅笔。
看到王东来推门进来，他站起来，语气里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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