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依玲摇摇头道：“都没有来过，反倒是他的同事来过，还给我留了一千块。”
“我也找过他们领导，他们领导说这是我丈夫自己的问题，和他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不闹的话，出于什么人道主义，可以给一万块。”
“但我要是仲裁或者干嘛非得闹，那就一分钱不给，让我想怎么告怎么告。”
“周律师，不是说我非得要闹要仲裁，而是一万块根本没用，我们家现在还欠着医院几十万呢，一万块你说这没法答应的。”
孙依玲说到这里已经开始掉眼泪了：“现在我家这边的亲戚指责我，说当时放弃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治，明知道治不好还非得花那个冤枉钱。”
“现在好了，人没了，钱也没了。”
周云摆摆手道：“这些就不用说了，现在呢我需要以下一些材料，首先是劳动裁决书，然后是你丈夫和那个公司签的协议，然后呢是你丈夫的银行流水，以及他在外卖软件上的薪酬记录。”
“还有，医院的抢救以及治疗方面的记录，这个没有的话我到时候去调取也行。”
“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你们之前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些证据，比如开周会的证据，工作的证据等等……”
把所有东西都整理了一个清单发给孙依玲，然后双方约好下午再见一面。
谈话结束，孙依玲回家，周云则是要找个地方住下。
为了方便之后的诉讼，他选择住在长花区法院旁边，都不用打车，走着就能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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