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决定是艰难的，但执行起来更是难如登天。对于郑家这样的贫困渔民家庭，送孩子出国读书，简直是天方夜谭。那笔高昂的费用，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横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但郑大山和李秀兰这次展现了惊人的决心。他们几乎倾尽所有：取出那笔原本打算翻修一下漏雨屋顶的、攒了半辈子的微薄积蓄；卖掉了那艘跟随了郑大山几十年、如同老伙伴般的旧渔船（这意味着他以后只能给别人帮工或租船打鱼）；李秀兰甚至偷偷卖掉了娘家传下来的、唯一一件像样的银镯子。钱依然远远不够。
他们开始四处打听求助。郑大山厚着老脸，求遍了村里稍有头脸的人，跑遍了镇上的相关部门，磨破了嘴皮子，试图了解助学贷款和政策扶持。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屈辱。他们遭遇过冷漠的推诿、不耐烦的敷衍、甚至毫不掩饰的轻视和嘲笑——“出国？学美容？老郑头你没发烧吧？那是你们家能想的吗？”。
每一次挫败都像一盆冷水，但他们互相搀扶着，又一次次鼓起勇气去敲响下一扇门。李秀兰的眼睛因为熬夜做绣活卖钱而布满血丝，郑大山的腰似乎更佝偻了。所有这些，他们都默默承受着，从未在蓝溪面前抱怨过半句。
当郑大山终于拿着一叠皱巴巴的、通过各种艰难途径申请来的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申请表，以及那堆卖船卖首饰换来的、带着体温的现金，放在蓝溪面前时，这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只说了一句话：“娃，路，大伯婶子给你蹚开了点，剩下的…得靠你自己走了。”
蓝溪看着那堆沉甸甸的、浸透着养父母血汗与期望的纸张和钱币，眼泪瞬间决堤。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李秀兰的腿，泣不成声。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终只化作一句重重的、带着泪音的承诺：“爸，妈…我一定好好学！学成了，回来…回来好好孝敬你们！报答你们！”
“爸”、“妈”——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自然地喊出口。郑大山猛地别过头去，肩膀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李秀兰则紧紧抱住她，泪如雨下，一遍遍抚摸着她的头发：“好孩子…好孩子…俺们知道…知道…”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更加忙碌和焦头烂额的准备。****、签证、公证各种材料，对于几乎不识字的郑大山夫妇和从未出过远门的蓝溪来说，每一步都如同闯关。他们一次次往返于村镇和市区，在陌生的、冰冷的办公楼里茫然地排队、填表、询问，遭受着各种不解和白眼。语言不通，程序不懂，他们就像误入庞大机械的微小尘埃，艰难而笨拙地挪动。
李秀兰熬夜为蓝溪缝制新衣，虽然布料普通，但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进了最深的牵挂与祝福。郑大山则默默检查着她的行李，一遍遍加固行李箱的拉链和轮子，仿佛这样就能确保女儿一路平安。
离别的日子终于还是到了。清晨的渔码头，雾气弥漫，河水沉默地流淌，仿佛也感知到了离愁。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乡亲，大家说着祝福的话，语气里带着羡慕、感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唏嘘。
蓝溪穿着一身李秀兰新做的、略显朴素的衣裳，提着那个沉甸甸的、装满了希望与不舍的行李箱。她依次拥抱了每一位帮助过他们的乡亲，最后，她跪在郑大山和李秀兰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抬起头时，额上沾着泥土，眼眶通红，却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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